【品傳媒娛樂時尚中心總編 & NeoFashionGo & 華人世界時報 應瑋漢】在這個影像被演算法馴化的年代，一位真正理解「光」的人離開了。2026年穀雨，台灣電影攝影大師 賴成英 以95歲高齡辭世。文化部隨即呈請總統褒揚，而文化部長 李遠 的一句話，道出他在影史中的位置。
「他不只是重要人物，更是許多電影大師的導師。」
這句話，看似溫和，實則沉重。因為這意味著——我們失去的，不只是技術，而是一整個「電影時代的底層結構」。
賴成英的職涯起點，是1950年代那個近乎「文化荒原」的台灣。從農業教育電影公司基層做起，他在沒有資源、沒有體系的年代，學會一件事，人如何在限制中創造影像。1958年，他前往日本學習彩色攝影與沖印技術。這個決定，在今天看來只是進修；但在當時，這是一次「影像主權的引進」。台灣第一次真正擁有掌握色彩的能力。
他回台後，以《魔窟殺子報》、《音容劫》連續獲獎，正式奠定技術地位；但更關鍵的，是他與導演 李行 的合作如《街頭巷尾》、《養鴨人家》、《秋決》這些作品，不只是電影，而是台灣社會的視覺記憶建構工程。特別是《秋決》，他用光影處理死刑犯心理狀態，至今仍被視為教科書級範例。這不是攝影技巧，這裏，我可學習如何用光，解釋人性。
如果只把賴成英定位為攝影師，那是低估。他真正的角色，是一個文化轉譯者。1970年代，他跨足導演，拍攝《愛有明天》、《煙水寒》，但更重要的是，他開始「讓位」。在《桃花女鬥周公》等作品中，他啟用一位年輕人擔任編劇與副導，那個人叫 侯孝賢。這不是偶然。這是台灣電影史最關鍵的一次「權力轉移」。賴成英，讓舊體制的資源，流向新世代。這也是為什麼後來的「台灣新電影浪潮」能夠發生。因為有人在前面，打開了門。
如果說技術可以學，
風格可以模仿，
那麼賴成英真正不可複製的，
是他的「人」。
李遠回憶，這位早已成名的大師，為了討論劇本，親自爬上軍艦岩找年輕的他，還帶了一瓶酒。這個畫面，很關鍵。它說明一件事：
「他沒有把權力當作距離，而是當作連結。」
賴成英的兒媳于長君回憶起公公，最深刻的印象不是他在片場指揮若定的威嚴，而是他在家裡那份近乎修行般的自律。90高齡的他，每日仍堅持懸腕練書法。當長君隨手拿起毛筆陪練，老先生會帶著一絲慈祥的羨慕說：「年輕真好，手腕還有這份力氣。」這不只是對體力的感嘆，更是一位老藝術家在時光流轉中，對生命律動最細膩的覺察。兒媳于長君笑談，當初與先生剛交往時，先生總說：「我爸爸很低調，只是個平凡的人。」直到有一天，老先生給了他們兩張金馬獎的票。那是《花樣年華》橫掃影壇的年份，後台坐著張曼玉、梁朝偉與劉德華。當頒獎人秦祥林在台上深情致謝，鏡頭掃向觀眾席上的「賴桑」時，長君才驚覺，先生口中那位「平凡的父親」，竟是撐起台灣電影黃金年代的靈魂人物。老先生不愛交際，典禮結束後悄然離場，回家卻又孩子氣地問：「你們怎麼沒去後台找我？我還跟張曼玉合照了呢！」
退休後的賴成英，在紐約與台北之間遷徙，但他腦海中裝著的，是台灣電影文化的整部編年史。他成台灣影人的一本「活字典」。每當後輩研究者遇到考據難題，找上門來，他即便自謙「老了、不上相了」，卻仍願意為了文化傳承，一遍遍地分享當年的鏡頭運用與光影美學。他不僅分享記憶，更將一生珍藏的攝影器材、婆婆細心剪輯數十年的剪報與新聞資料，全數無私地捐贈給國家電影中心。對他而言，這些東西不屬於個人，而是屬於這片土地的集體記憶。他真正留給世人的，是那份待人如春風的真誠。誠如長君所感嘆的：「他的做人非常成功，所以晚年如此幸福。」
賴成英離去留下的，不只是作品數量：70餘部攝影作品、約18部導演作品、無數被他提攜的後輩，更重要的是——一種「東方光影美學」。那種美學的核心不是炫技，而是：節制、留白、情感溫度、與土地的連結。這一點，在今日全球影像市場中，反而變成稀缺資產。當世界被Netflix式敘事統一時，台灣真正的機會，反而在這裡。
2022年，他獲得金馬終身成就獎。李遠說，那是「遲來的肯定」。但真正的問題，不是給獎太晚。而是——我們是否理解他為什麼重要。如果今天的影像產業：
只剩流量、只談資本、不談美學、不談倫理，那麼再多的技術，也只是噪音。
賴成英告別我們。但他留下了一個更難的命題——
「當光不再稀缺時，人還是否重要？」
他用一生回答的是：影像的本質，不是看見，而是理解。在黑暗的戲院裡，觀眾從來不是在看光，而是在尋找自己。而真正的攝影師——不是記錄世界的人，而是幫助人理解世界的人。
這樣的人走了。
問題是，
下一個，會在哪裡出現？
PS ：賴成英兒媳于長君今日出席台北101「方文山X數位藝術宇宙展覽」，接受訪問。
（部分照片：國家電影及視聽中心）
( EDN – 東方數位新聞- EastDigitalNew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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