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迷幻藥物的使用再次受到科技界關注，包括科技高層微劑量服用，以及迷幻蘑菇養生會所的需求增長。美國總統川普也已於今年四月簽署行政命令，指示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加快審查迷幻藥物在憂鬱症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治療上的應用，並撥款 5,000 萬美元用於相關研究。
這股趨勢引發了外界將其與 1960 年代舊金山灣區的環境進行比較，當時正值社會動盪與科技加速發展的時期。《The San Francisco Standard》指出，這個「被遺忘的」1960 年代，其獨特的文化氛圍對矽谷的創新模式有著深遠影響。作者史蒂芬·列維（Steven Levy）曾於 2005 年探討個人電腦的反文化根源，並非直接歸因於迷幻藥物，而是其所創造的環境。
例如，蘋果公司共同創辦人史蒂夫·賈伯斯（Steve Jobs）曾表示，服用 LSD 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經驗之一，這段經歷讓他重新認識自我，並培養了局外人的視角，進而影響了他在蘋果的工作。雖然生物化學家凱利·穆利斯（Kary Mullis）將聚合酶鏈反應（PCR）的突破歸功於 LSD，但對於早期蘋果工程師比爾·艾金森（Bill Atkinson）聲稱其 HyperCard 軟體概念源於迷幻經驗一事，則有超文本概念早於此的說法。
1960 年代期間，舊金山灣區周邊的三個實驗室，包括道格拉斯·恩格爾巴特（Doug Engelbart）的 Augmentation Research Center、約翰·麥卡錫（John McCarthy）領導的 Stanfor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atory，以及 1970 年成立的帕羅奧多研究中心（Xerox PARC），對個人運算和網際網路技術的發展貢獻良多。這些實驗室孕育了滑鼠、超文本、視訊會議、圖形使用者介面（GUI）和現代個人電腦等劃時代的發明。這些創新都發生在一個文化動盪的背景下，伴隨著越南戰爭、自由言論運動和「愛之夏」等事件。
這種創新模式可以用「混沌邊緣」理論來解釋，該理論描述的是介於僵化秩序和純粹混亂之間的系統，最能催生新奇事物。在約 1963 年至 1973 年間的舊金山灣區，電腦科學實驗室專注於解決複雜問題，同時也處於文化與政治不穩定的邊緣。當時迷幻藥物扮演了獨特角色，培養了一代專注於探索意識和人類潛能的科技工作者，將科技視為精神擴展的工具。例如，斯圖爾特·布蘭德（Stewart Brand）的《全地球目錄》（Whole Earth Catalog）和「迷幻音樂節」（Trips Festival）就是將這股文化推向大眾的例子。
然而，現在的矽谷正經歷一場規模空前的金融泡沫，人才日益集中，企業更為龐大且富裕。喬納森·塔普林（Jonathan Taplin）認為，過去「技術烏托邦主義」（ technological utopianism）的願景，已逐漸轉向「技術自由主義」（ technological libertarianism），金錢取代了科技的原始目的。今日的科技圈，創辦人職位更像是工作描述而非天賦使命，對於技術的「如何實現」關注有餘，卻對「為何實現」興趣缺缺。
報導總結，儘管當前的美國社會正面臨類似 1968 年的政治、經濟和技術混亂，但要再次啟動類似 1960 年代的創新動能，關鍵在於重新培養一種懂得利用混亂的文化，並迫使矽谷正視其創造物的目的。這意味著要重新審視科技的本質，並將道格拉斯·恩格爾巴特「增強人類智能」的遺產發揚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