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就要做好．朱立倫
作者：朱立倫口述；刁明芳、瞿欣怡採訪；瞿欣怡撰文
出版：天下文化
日期：2010年7月
他選擇到紐約留學的原因很簡單：「那裡是世界的中心。」
在紐約，他見識到的，不是小班小校的第一名，
這裡的教育，培養的是全世界最頂尖的菁英。
他說：「我的人生一直向前推進！」
然而每一次推進，都為他帶來震撼。
無論是經營桃園縣，或者未來挑戰新北市，朱立倫除了從本土出發，思考城市的特色；更重要的是，他的人生經驗告訴他，唯有跳脫台灣既有的框架，從世界的眼光審視每一座城市的可能性，才是未來城市發展的出路。
他的城市遠見，不是憑空想像，而是靠著留學海外多年的經驗，以及國外旅遊的觀察體會，堆疊出的寬廣世界觀。
大學畢業後，他選擇到紐約留學的原因很簡單：「那裡是世界的中心。」
從小到大，朱立倫靠著優秀的成績，往最高的地方去；每到新的地方，就見識到自己的渺小，明白原來「第一名」這麼多。在紐約，他見識到的，不是小班小校的第一名，這裡的教育，培養的是全世界最頂尖的菁英。
朱立倫盡情把自己浸泡在紐約的多元文化中，重新看待世界。貧富差距，不是空洞名詞，而是錯身而過的遊民；所謂多元，是指緊緊相鄰的街區，卻聚集來自不同國家文化的人，以致連空氣都改變了，小義大利區、希臘區、唐人街，各有氣味；而從同志聚集的格林威治區繼續走，就到了藝術家聚集的蘇活區，各種奇想創意在空氣中跳動。
遇見全球頂尖人才
紐約大學商學院不在華盛頓廣場本部，而是在以前的世貿大樓旁，華爾街上的兩棟建築裡。這裡是世界金融中心，進出全是世界頂尖的財務金融人員，教室的隔壁就是美國證券交易所。
朱立倫的生活重心，環繞著世貿大樓。學校外走動的，是最優秀的財務顧問；教室內的同學，是來自世界各地的菁英，他們多半畢業於哈佛、耶魯大學，已經在華爾街有過實務經驗，回紐約大學修習碩士學位。
回想起這段紐約經歷，他說：「我的人生一直向前推進，從八德鄉下到桃園市中心，又到台北、到紐約，本以為那就是人生最終極的目標！」然而每一次推進，都為他帶來震撼。
首先，是生活型態與文化差異的震撼。
一九八五年的年代，對臺灣人而言，出國是一件大事。出發到紐約唸書，也是朱立倫第一次出國，全家人都到機場送行。母親掛念，父親期待，朱立倫則嘻皮笑臉地安慰不捨的母親，帶著尋夢的心情飛向紐約。當然，他買的是最便宜的機票，轉了好幾趟，才終於到這座夢想之城。
來接機的是中國同學會會長郭昀光(當年，「台灣同學會」仍然稱作「中國同學會」，後更名為「自由中國同學會」，最後才改名為「台灣同學會」)，朱立倫提著兩個行李箱，搭上郭昀光的老舊車子，進入曼哈頓城。
朱立倫透過車窗，仰著頭四處張望，只見一幢幢高聳的摩天大樓直衝天際，街道上各色人種行色匆忙，刺眼的霓虹燈直直映到朱立倫眼中，「這就是紐約啊！」興奮感混雜著長程飛行的疲憊，朱立倫在流動車潮中，見識到世界中心的繁華繽紛。
英文搞定如虎添翼
不過他畢竟是窮留學生，連個落腳處都沒有。當晚，他跟七、八個剛到紐約報到的台灣留學生，一起在全美學聯辦公室窩著睡了一夜，隔天想辦法找房子住。
那還是一美元兌換四十元新台幣的年代，公務員的月收入約是新台幣兩萬元，差不多是五百美元。但朱立倫在美國光是生活費，就需要五百美元，哪能奢望住好房子，只能跟同學一起分租皇后區的公寓。
為了生活，從來沒有工作過的朱立倫，還得打工。他在電腦中心負責撕報表紙。那時候的電腦還像龐然怪獸，連網際網路都沒有。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把怪獸電腦吐出來的列表紙撕開，或者注意電腦滾輪有沒有夾紙。時薪五塊錢美金，一個禮拜工作二十個小時，賺一百美元，一個月至少賺四百美元，幾乎已經賺足生活費。
校外生活雖然辛苦，只要用體力撐過去就好；課堂內，朱立倫卻受到更大的震撼教育。就算他在台灣一直是第一名，但是到了紐約，一切歸零。
第一堂財務金融課，朱立倫如坐針氈。教授們講的英文，他根本聽不懂，更慘的是，他一點華爾街常識都沒有。當時台灣股市並不蓬勃，他沒有相關背景，在台大讀了四年工商管理的書完全派不上用場，一堂課下來，自信心被嚴重打擊。
下課後，他厚著臉皮請教坐在旁邊的白人同學，他們聽到朱立倫一口破英文，懶得理他。後來是一個畢業於長春藤名校之一的達特茅斯學校的女同學，親切地幫他解惑。
好強的朱立倫決定發揮考大學的精神，天天上圖書館跟這些老外拚了！他不只複習，連預習也不馬虎，一個月後，他已經能在課堂上掌握老師要教的內容，還可以跟老師一問一答。
優異的數學實力更是大大地幫了他一把。財務金融固然要學習許多理論，但計算能力也很重要，朱立倫暗自希望考試時多出些金融計算，無論是利率、匯率都難不倒他。
儘管在文化適應上，還有一大段路要走，但他知道，只要是能夠靠自己努力得來的成績，絕對要盡量把握。期中考他考了全班最高分，第二名則是對他伸出援手的那位女同學。至於那些目中無人的同學，成績都很爛，這下朱立倫總算出了一口氣！
啤酒狂歡日的啟示
其實，經濟壓力與課堂學習的衝擊，只是紐約大學生活的一小部分，最大的衝擊，還是來自文化差異。朱立倫平日看起來挺快活開朗的，但心思很細，對於身邊發生的大小事情，都看在眼裡，放在心裡。
當時的紐約大學商學院每週四下午有「啤酒狂歡日」(Beer Blast)的傳統，在大廳擺滿啤酒、可樂、起士跟餅乾。華爾街的上班工作日是周一到週五，商學院的課程則是週一到週四，週四下午以後就開始三天的假期，所以才有這個啤酒狂歡日，為假期掀開序幕。
朱立倫第一次遇上週四的啤酒日，還傻傻地站在一旁偷偷觀察。很多人經過拿瓶啤酒就走了，要不就隨性吃塊餅乾，他看久了也餓了，東張西望，就是找不到付錢的地方，於是問路過的同學：「要付多少錢？」沒人搭理，他又問了看起來比較友善的女同學，才知道啤酒日的點心是免費的。
這下他可樂了，馬上在大廳吃喝起來，臨走前還帶走兩罐可樂，開開心心地到電腦中心打工。第二個禮拜四，他一下課就往大廳報到，又是一陣爽快地吃喝，照例帶走一堆餅乾，兩罐可樂。
然而，連續免費吃喝了一個月之後，他也開始跟那些美國同學一樣，不再大吃大喝，只隨手拿取自己想吃的點心，甚至漸漸視而不見。他這才發現，原來啤酒狂歡日是對商學院學生的一種訓練，當你發現有免費食物時，總會開心地猛吃，但如果一直都有食物可以吃，人就不會貪心，反而只取自己所需。在現實的商業世界不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