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製造」的標籤已是無處不在,要改變中國只是製造業大國的形象恐怕還需要一段時間。主要城市的IT和其他服務產業已有長足發展,但是轉移到中國的大多仍是製造業的工作,不過,已不全是勞動密集的工作了。高科技生產規模要不斷擴大,有賴於一支能不斷提高技能以滿足國外投資者的勞動大軍。
我在上海待過一段時間後,就發現技術工人對於中國沿海地區的持續發展至關重要。許多公司所作的全球投資分配,都是建立在這類勞動力資源之上,這也決定了中國高價值工作從業人員的命運。
為了實地採訪這些技術人員,並瞭解他們如何應對這些巨大的壓力,我離開上海,沿江而上。上海曾是中國製造業的重鎮,但是從一九八○年代後期以來,上海市政府就開始將工業設施移出。投資者為了尋求更廉價的工廠用地,不得不溯江而上。二○○四年第一季,長江三角洲經濟圈的城市(蘇州、崑山、鎮江、無錫、南京、杭州和寧波)占了中國外貿總額的三五%,其中包括四百億美元的出口和四百三十億美元的進口。二○○三年,該地區的國外直接投資已達到二五五.七億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五○%,而珠江三角洲則有一三七.四億美元,僅比二○○二年增長了一八%。經歷改革開放之初十年的緩慢發展,長江下游地區日漸重獲中國經濟軸心的地位。
走在有數千年農耕歷史的江南,很難看到空曠地帶。這裡看不到四處蔓延的城市風光,取而代之的是各種生產方式混雜、繁忙的景象,從傳統的農業耕作到高科技生產兼而有之。因為這裡是中國最富饒的土地之一,果園和農田仍然保留下來,溝渠和水圳構成密集的灌溉網,映射粼粼波光。草棚涼亭遍佈,小舟倚在村落旁。垃圾隨處堆放,洗過的衣服到處可見。毛澤東時代留下來的破舊煙囪廠房,牆上仍然保留著忠於國家生產的標語。拱橋、魚塘、垂柳和飛簷,傳統庭院與新式複合住宅混雜在一起。新建的高速公路四通八達。新的工業建築成群出現──平頂、方正、覆蓋高科技房頂的倉庫,一排排的低矮廠房有如貨櫃車,還有許多光彩照人的後現代主義的建築。這些建築帶有業主的商標,但誰也不知道裡面在做什麼,起重機處處可見。
沿著這條工農業繁榮地帶前行,就到了離上海西側約一百三十公里的蘇州。蘇州壟斷了中國在這一帶的製造業。事實上,在二○○二年流入中國的五二○億美元國外投資中,最大的一部分(一百億美元)就流向蘇州,甚至超過了流向上海的數額。
同年,蘇州市(人口約五九○萬)國民生產毛額達到二五○億美元,成為繼上海、北京、廣州和深圳之後的第五名最富的城市,而蘇州人口卻遠低於前四個城市。到二○○三年,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經上升到一二七一美元,工業產值位列全中國第二位。
我第一次到蘇州是在二○○四年二月,此地已有多達一.三四萬家的外資企業,國外註冊資金達到四七○億美元,其中三一五.五億美元已經到位。在當年的前兩個月,投資合同比上一年度同期增加了五○%。超過九十家的財星五百大公司在蘇州創辦了近兩百五十家企業,其他企業也緊跟在後。
華東和華南各地的政府官員對這個數字都很羨慕,因為他們的政績是直接用國民生產毛額來評價的。儘管蘇州的官員有許多理由偏好這種評價系統,但他們仍然宣布將實施一項試驗性計劃,以取代國民生產毛額評價系統。看起來這是很大膽的一步,而這是對中央政府永續發展新政策的回應,也是為了避免地方官員虛報統計數字。這個新的業績評估標準旨在促進均衡發展,或中央政府所說的「科學發展觀」。蘇州是水鄉,擁有大運河和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的園林,優勢獨具。蘇州除了是生產模範之外,也將成為環境保護模範。已實行市區建築限高七層的規定,並已啟動回收政策、輕軌和水路運輸工程、全面清理計劃和天然氣出租車試行計劃。
中國新興工業區的環境品質全面急劇下降,蘇州的綠色發展計劃是遲來的福音,是否令人滿意尚未可知。蘇州的都市化政策倡導均衡,在某些方面甚至超過發達國家的城市。評論家認為,蘇州能這麼做的原因主要是靠兩個著名工業園區──分別建於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四年蘇州新區和蘇州工業園──的成功所帶來的經濟實力。這座城市良好的位置和科技驅動型製造業的適時聚集,給它帶來了許多城市競爭對手無法比擬的資源和力量。蘇州這種既能上升到更高、更環保的工業層面,又不喪失吸引國外投資者的能力將受到密切關注。
長達兩千多年的絲綢中心歷史是蘇州工業生涯的開端,蘇州人至今仍引以為豪。走一趟蘇州絲綢博物館就會了解,早在商朝、周朝(公元前一七六六至公元前二二一年)就已有「百工」這種勞動部門。這個系統在江南的蘇州、杭州和吳江等地的生產各部門──養殖、編織、紡織、印染、製衣和刺繡,都已經走上專業化。業內勞動力動盪現象也比較常見。蘇州城市博物館展出了晚清禁止絲綢工人罷工的石碑。
馬可波羅發現,蘇州絲綢貿易主要得益於它擁有「各工藝行業能幹的商人和熟練的從業人員」。它也在建於隋朝的大運河上位居要津,商品可由此北運到馳名的絲路,從西安等城市開始,穿越布哈拉和撒馬爾罕等中亞王國,通向地中海沿岸。沿著絲路傳輸出去的不僅是珍貴的商品,也還有觀念。這些傳輸貿易是中國接觸西方最重要的紐帶,反之亦然。蘇州絲綢是中國大量銷往西方的商品之一。流回東方的商品則以白銀和其他貴重金屬居多。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交易關係在最近二十年重現,國外投資流入中國,得到的回報是大量的出口。
中國與多數國家都有出口盈餘,而外國人則為這種出口盈餘支付銀兩──這實際上是中國唯一需要的西方商品。千百年來,中國的絲綢、瓷器、陶瓷製品和其他製成品出口主宰了海外市場,而中國對白銀的需求(中國在十五世紀中葉廢除了紙幣)對全球經濟造成巨大衝擊。從美洲採得的白銀和黃金主要流向亞洲──尤其是中國──再透過各種工藝加以利用。這些貨幣遠不止用於貯藏或貴族的裝飾,而是用於刺激生產。
因此,到了一八○○年,中國產量和人口的增長速度遠高於歐洲。當然,西方從貨幣交易中獲得巨利,但只是因為商人能透過支付出口來滿足對白銀的需求,這種出口的顯著特點是中國製造業產量高而競爭成本低。
中國昔日的貿易現象和今天的貿易平衡類似嗎?在某些方面,我認為相差不是太遠。當然,最大的差別之一在於技術。由於廉價勞動力數量很大,勞力節約技術在中世紀和早期現代中國經濟中並不是很重要。
事實上,西方強國必須先發展這種技術才能與亞洲製造商競爭,這就是歐洲工業革命的根本過程。為了在全球經濟中進行競爭,西方工業家開始將勞力節約的技術轉移到中國,以節約國內成本。
蘇州並沒有丟失使之成名的工藝產業。它對中國絲綢出口仍然很有貢獻。光是中國一國,就滿足了全球絲綢需求的七成。對其他包括電子、藥品、化工、機械和微芯片等產業的大量投資,使蘇州絲綢生產業規模顯得小了。蘇州東面金融中心的位置再次顯示優勢。如果說上海是「龍口」,那麼蘇州就是連接沿海大城市與內地的堅實「脖子」。
另外,蘇州被重工業包圍(鐵、鋼、能源、汽車和穀物油料加工),三個長江港口使之直接與國際海運接軌,沿公路或鐵路能快速連通北京、廣州和香港地區,出口加工中心也允許公司在商品仍在蘇州時辦理清關手續。
當地政府官員已經學會處理國外投資者的許多需求和期望。美國電信跨國公司安德魯(Andrew)的總經理巴巴拉斯(Mike Barbalas)是蘇州工業園最早的投資者之一,他解釋了這種商業環境的相對優勢:「在廣東如果你有過硬關係的話,什麼事都是可能的。在北方,由於法規嚴格,任何事都是不可能的。在長江地區美國公司感覺到很舒適,因為當地政府很專業。他們通曉相關法律,他們會告訴你如何在法律範圍內運營。」他說:「政府是親商業的,既不親中國人,也不親西方人,只是親商業」。
從一九八○年代開始,蘇州鄉鎮企業開始繁榮,人口劇增。隨著市場改革的進行,當地官員決定促進國外貿易,幫助當地企業加強與全球經濟的聯繫。剛開始,投資分散,土地管理混亂,因此蘇州決定採取開發區模式,建立完整的基礎設施。崑山開發區率先建立,在中央政府正式認可其快速增長的國民生產毛額之前,它一直處於法律上的灰色地帶。崑山穩定吸引了大批台資。
到了二○○二年,台灣十大筆電製造商中有六家在崑山設廠生產,享受這個低成本生產、以管理寬鬆聞名的港口。隨後建立的兩個蘇州園區(蘇州新區和蘇州工業園)成為競爭對手,國外投資團體經常把這說成是在華商業風險的典型案例。
一九九○年代初,當時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將蘇州工業園稱為合資企業的樣板。擁有大量的外匯資本可供投資,新加坡正在尋求低成本生產港口以保持國內的競爭力。蘇州官員向李光耀推荐了這個中心,李光耀隨後提出了一項關於建立「一個小型新加坡」的計劃,更準確地說,這是新加坡旗艦裕廊工業區的翻版,該工業區成功將工業區與住宅區結合成一個大型城區。這項計劃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
用李光耀的話說,他的智慧結晶是「一項政府間的技術協助協議,目的在於將我們在吸引投資、建立工業不動產和完成住宅與商業中心方面的知識和經驗轉移到蘇州方圓一百平方公里的未開發地區」。此項工程歷時超過二十年。中國在這段期間向新加坡的華人學習如何發展對外貿易。一位蘇州工業園官員對我說:「新加坡人也是黃皮膚,但他們的觀念卻是西式的。」
有中國政府最高層官員的支持,新加坡人有理由相信他們的投資會受到很好的保護。但蘇州工業園卻因中央政府與當地政府之間的分歧而陷入麻煩。從一開始,蘇州市政府辦公室就向潛在的投資者推薦他們營運的工業園蘇州新區,削減蘇州工業園的土地和基礎設施投入。即使是在新加坡設有地區總部的摩托羅拉之類的跨國公司也被勸說選擇新區。兩個園區之間的競爭越演越烈,蘇州工業園的損失(每年約兩千四百萬美元)越積越大。
到一九九九年,新加坡政府決定退一步,將對蘇州工業園的股份由六五%減少到三五%,成為小股東。「這是一次教訓,」李光耀在回憶錄中寫道:
每一方都期望對方做的像自己想像的一樣。不幸的是,儘管語言上不存在障礙,但我們的商業文化卻完全不同。新加坡人想當然耳,認為合約是神聖的。對於蘇州政府來說,簽署的協議是嚴肅和真誠意向的一種表達方式,但卻不必過於全面而細緻,也可以根據情勢進行修改或重新解釋。我們依靠的是法律和系統,他們是受官方指示與引導;而這些指示通常是不公開的,而且不同的官員對此有不同的解釋。
在華的國外投資者對李光耀所描述的已經非常熟悉,他們對協議的忠實定期受到政府官員心血來潮的衝擊。對新加坡人來說,這種結果算是丟盡了臉。這是這個國家最大的單筆對外投資,卻徹底失敗了。
一九九九年,政府在重組之後取得園區的多數股份,確保了蘇州工業園轉虧為盈。為了確保雙方的關係,園區聘請蘇州市黨委副書記王建華擔任新主管。他在兩個園區投資競爭中曾站在最前線。一夜之間,蘇州工業園的租金從每平方米六十美元大幅下降到十五美元,甚至還向最優投資者提供更多優惠。園區很快吸引了大批來自歐洲、美國、日本和韓國的頂級跨國公司,而且絕大多數都是高科技公司(有幾家公司甚至從其他園區搬到這裡)。
據蘇州工業園投資開發經理稱,園區年度投資目標從十億美元增加到五十億美元。它成為中國唯一無需北京批准投資上限的對外貿易實體。這個權力本身就超過了上海之類的直轄市。更重要的是,該園區的歷史將用來展示中國人在掌權後是如何成功管理如此大規模的商業園區。
我開始訪問時,園區七十平方公里的核心區(被稱為「中國─新加坡合作區」)已容納了十萬名員工。蘇州工業園已經吸引了包括五十家財星五百大企業在內的一千三百家外國公司和超過六百家國內公司(總投資三十八億美元)。據園區管理人員稱,到二○○三年,營運中的公司有四分之一已經收回投資,園區出口總額為五九.六億美元。
核心區的工業用地都已承包出去,每月都有新工廠在菜地或新開墾的土地上拔地而起。為了追逐成為首次公開募股公司的夢想,他們面臨著園區後勤方面投資者的巨大壓力,這迫使他們擴大規模以吸引新投資。連載一
(本文摘自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