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歐洲在研發創新與人才方面擁有強勁實力，其頂尖的能源新創企業，特別是高門檻前沿技術（deep tech）與能源轉型領域的公司，卻正面臨難以擴大規模的困境，導致許多前景看好的業者選擇將業務遷出或拓展至境外。
根據一份歐洲主要機構的最新研究，創業家之所以離開歐洲，並非出於意識形態，而是受到「生態系統經濟」（ecosystem economics）的限制，這阻礙了他們擴大規模的能力。研究指出，這種搬遷是一種結構性訊號，由融資管道、法規確定性、人才流動性、規模化速度以及市場品質等可衡量因素所驅動。
對綠色氫能、工業去碳化、電解與碳捕獲等資本密集型能源轉型業務而言，其規模化需要健全的基礎設施、長期資本、跨司法管轄區的市場准入，以及可預測的法規框架。然而，歐洲的金融生態系統 fragmented（破碎化），資金往往依循國界分散，使得企業難以在其母國之外籌集資金並建立長期營運。相較之下，美國提供無須搬遷即可進入區域、國家乃至全球資本市場的管道，形成了資本與創業者之間的良性循環。
此外，法規的複雜性也是企業外遷的一大主因。許可延宕、執法不一及多層次的法規遵循，形同「隱性稅收」。在歐洲，企業需應對拼湊式的電力法規、環境許可證、能源市場規範、安全標準、跨境輸電規則以及地方規劃法規，這嚴重阻礙了規模化發展。其他市場可預測的法規時程、簡化的許可流程和較低的合規成本，對全球性企業具有強大吸引力。
人才流動性也是關鍵因素。一位創業者坦言：「如果無法在六個月內招募到所需的工程師和操作人員，我別無選擇，只能前往人才已經到位的地方。」矽谷、波士頓、柏林等生態系統對人才、想法和規模化形成自我強化的磁吸效應。歐洲各地的創新走廊（如巴黎、斯德哥爾摩、慕尼黑、阿姆斯特丹）各自為政，缺乏北美或亞洲同類地區的互聯互通，加上泛歐洲人才庫缺乏可靠的便捷管道，使得新創公司不得不另尋他處。
研究強調，企業搬遷導致歐洲損失智慧資產、產業動能和未來出口能力，這對能源轉型具有戰略性影響。儘管歐洲擁有高環保標準、雄心勃勃的政策目標、先進工業聚落和深厚學術生態系統等優勢，但若歐洲企業必須尋求國際條件來實現規模化，這些優勢將被削弱。要保留並發展歐洲的這些關鍵公司，歐洲需要協調一致的資本激勵、統一的法規、便利的人才流動以及沒有規模化障礙的泛歐洲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