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ChatGPT製圖
近期美伊戰事持續升溫，近期股票持續走跌，市場憂心，美伊戰事擴大，油價飄長，而美伊戰爭發展至今，愈來愈像是川普將自己熟悉的商業談判模式，直接套用到國際政治與軍事衝突之上：先製造極大的不確定性，迅速提高對手成本，再以更嚴厲的制裁、封鎖或軍事攻擊逼迫對方回到談判桌，最後由川普宣布取得勝利；這套方法在企業併購、債務重整或關稅談判中，有時確實能創造效果。因為商業對手通常以損益、現金流與股東利益為主要考量，只要繼續對抗的成本高於妥協，雙方就可能成交。
然而，國家不是企業，戰爭更不是一次性的商業交易；從「高風險、高報酬」走向孤注一擲；2026年2月28日，美國與以色列聯手攻擊伊朗。路透社事後披露，納坦雅胡曾向川普說明伊朗彈道飛彈與核能力帶來的威脅，並主張美以採取聯合行動。美國年初在委內瑞拉成功執行高風險軍事行動、沒有造成美軍死亡，也讓川普更相信，大膽出手可能以較低代價換取重大的地緣政治成果。
川普並非完全沒有聽到反對意見。開戰前，五角大廈與情報官員已向他說明，伊朗可能以飛彈攻擊美軍基地、海灣盟國與重要航道，美軍可能出現重大傷亡。整項行動被形容為「高風險、高報酬」的決策，而不是一場能夠保證迅速結束的戰爭、然而川普在各種風險評估中，選擇相信最樂觀的劇本：以壓倒性的第一擊摧毀伊朗能力，促使政權動搖，再迫使德黑蘭接受美國條件。
問題在於，這種思考容易把「最好的可能結果」當成「最可能發生的結果」。
異議者離場後，剩下應聲文化：
川普政府內部確實存在反對聲音，而且部分專業意見未能進入核心決策圈；
層級最高的反戰辭職案例，是國家反恐中心主任喬・肯特在3月辭職。他表示，伊朗當時並未對美國構成立即威脅，川普主要依賴少數幕僚作決定，許多關鍵官員沒有機會向總統陳述意見，整個決策過程缺乏充分辯論。肯特也認為，以色列先行攻擊的壓力，迫使美國被捲入戰爭。
這正是川普式領導最大的組織風險：他重視忠誠、速度與執行力，卻容易把反對意見視為軟弱、拖延或不願承擔責任。當質疑者逐漸被排除、沉默或自行離開，留下來的人便會更傾向迎合領導者的判斷。
久而久之，情報簡報可能不再回答「這個決策是否正確」，而是回答「如何證明總統的決策可以成功」。這就是應聲文化最危險之處：不是沒有人看見風險，而是沒有人願意成為最後一個把壞消息帶進辦公室的人。
商業極限施壓，遇上伊朗殉道文化：
2025年2月，川普正式恢復對伊朗的「極限施壓」政策，企圖透過石油制裁、金融封鎖與外交孤立，切斷伊朗取得核武及擴張區域影響力的能力。其核心假設是，只要經濟痛苦達到臨界點，伊朗終究會接受美國條件。
但伊朗並不是只用短期經濟損益作決策的普通國家。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官方政治文化，確實具有革命、抵抗、犧牲與殉道敘事。尤其革命衛隊與強硬派，常把與美國、以色列的衝突描述成關乎國家生存及宗教正當性的長期鬥爭。外部攻擊愈猛烈，政權愈容易將民眾的不滿轉化為民族主義與抵抗意志。
不過，不能因此認為伊朗完全不理性或一心求死。相關戰略研究指出，伊朗的「抵抗文化」同時包含高度務實、分散風險、利用代理人與避免正面決戰的特質。伊朗會接受犧牲，但也會計算代價；它追求的通常不是在戰場上擊敗美國，而是拖長時間、提高美國政治與經濟成本，直到華府先失去耐心。
這恰好擊中川普戰略的弱點。川普需要快速、明確而且可以對選民宣布的勝利；伊朗需要的卻只是不要被徹底擊垮。只要戰爭持續、油價上升、美軍傷亡增加，伊朗即使軍事上較弱，也可能在時間戰中取得優勢。
6月17日的停火架構一度讓荷姆茲海峽恢復通行，但協議在7月初破裂。至7月24日，美軍已連續13個夜晚攻擊伊朗，川普並表示接近決定是否發動規模更大的攻勢。這顯示「極限施壓迫使伊朗迅速屈服」的原始劇本並未實現。
賣油60億美元，實際能撐多久？
目前有報導，伊朗利用6月中至7月初短暫停火窗口，約20艘油輪運出約 7,000萬桶原油，貨值估計50億至60億美元，多數可能經馬來西亞轉往中國。
以伊朗一年商品進口約 580億至720億美元計算，60億美元大約只相當於：
維持全部正常進口：約1至1.2個月
只保糧食、藥品、零件及軍事物資：約2至3個月
極端配給、拖欠工程款與壓縮民生：約4至6個月
後兩項是情境推估，取決於伊朗是否把外匯全部集中在戰爭與關鍵物資。
這筆錢比較像是「輸氧瓶」，能防止外匯立即斷裂，卻無法修復停電、天然氣減產、工廠停工及貨幣貶值。另外，伊朗仍能透過稅收、非石油出口、國內借款、貨幣發行、外匯管制、削減進口與中國交易管道維持運作。2026年伊朗預算規模按當時匯率估算約1,060億美元，政府也試圖提高稅收、降低對石油的依賴；代價則是更高的通膨、貨幣貶值與人民生活惡化。
因此，比較合理的結論是：伊朗沒有足夠資源與美國進行長期、高強度的傳統戰爭，但仍有能力把衝突降為飛彈、無人機、代理人與航道干擾等非對稱戰爭，並持續數月甚至更久。
川普最大的誤判：把屈服當成唯一理性選擇
川普真正的問題，不只是性格衝動，而是把商業談判中的「理性」定義，套用在完全不同的政治體制上。
在2月底美伊開戰前，有報導指稱，針對核協議，華府將航空母艦部署至中東後，美國總統川普對伊朗拋出15天的談判期限。美國特使透露，川普對於伊朗在龐大軍事壓力下仍未屈服感到納悶，顯示這場核談判已從單純的外交斡旋，變成雙方都在試探對方會退到哪一步的極限施壓，而在2月底，美國襲擊伊朗，美伊戰爭正式開打。
在川普眼中，當損失不斷擴大，對手最合理的選擇就是成交；但對伊朗強硬派而言，在美國壓力下妥協，可能比承受經濟損失更危險，因為這將削弱政權的革命正當性，並鼓勵美國提出下一輪要求。
美國可以摧毀伊朗的軍事設施，卻未必能摧毀其抵抗意志；伊朗無法在軍事上擊敗美國，卻可能利用油價、海運、代理人、美軍傷亡及美國選舉，讓戰爭成本反過來傷害川普。
當交易式政治遇上伊斯蘭殉道敘事與持久抵抗，最後決定勝負的未必是誰的武器更強，而是誰能承受痛苦更久。川普希望以最大壓力換取最快屈服，伊朗則希望用最小軍事成本，拖到美國政治先承受不了。這也是美伊戰爭從一次「高風險、高報酬」豪賭，逐漸變成川普難以退出之持久戰的根本原因。
理周投研部指出，美伊陷入持久戰，荷姆茲海峽持續封閉，將使油價持續高漲，原本6月的CPI因和談而下降，會因美伊重啟戰事，7月的CPI會不好，屆時，聯準會新任主席華許將陷入兩難，以他之前聲明維持物價穩定是聯準會主席責任，但升息又會造成經濟及股市不好，他將會陷入很難決策的境地；另外，今日有國際新聞傳出，美眾院通過決議案要求停止軍事行動，主要內容為聯邦眾議院以 214票對208票的些微差距，通過一項依據《戰爭權力法》提出的決議案，要求美軍停止未經國會授權的對伊朗軍事行動，並撤出涉及對伊朗敵對行動的美軍部隊；或許，美伊戰事會以美國主動撤兵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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